庄晓明

因为自己是写新诗的，所以对于古诗今译，尤其《唐诗三百首》的几个今译本都特意留心了一下。这些译本的宗旨，无非是“以诗译诗，融诗意、文采、情味、气韵为一体，使古人之作，更邀今人之赏”。然而，其效果如何呢？我且推出某译本中李白的《送孟浩然之广陵》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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老朋友告别西边的黄鹤楼/在繁花如烟的三月抵达扬州/远去的孤帆消逝在碧空的尽处/只看见长江滚滚向着天际奔流

应该说，译诗还算忠于原诗，但原诗的深情、悠远之境，可谓丧失殆尽，显得飘浮、清浅，也未能真正进入现代诗的美学范畴。我的第一个问题是：中国古典诗还有没有这类新译本的必要？因为从主体上说，诗歌这一文学体裁，无论古今，都是在口语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，与文言文章的主要传承于书面，走的是两条路子，只是有时被格律扭曲得有些变形而已。而且，诗歌每当被格律及文风侵蚀得腐烂，走向末路时，都是清新的口语出来拯救。《毛诗大序》“情动于中而形于言；言之不足，故嗟叹之；嗟叹之不足，故歌吟之……”极形象地说明了诗歌由口语升华而来的途径，亦是“诗歌多神童”这一现象的最好注释。

实际上，“床前明月光，疑是地上霜”“我本楚狂人，凤歌笑孔丘”“君自故乡来，应知故乡事”“露从今夜白，月是故乡明”等，无不是千载之下仍常新的口语。我相信，我们如果与孟浩然、王维、李白、杜甫围炉夜话，一定还能够从容交心，至多需解释一些流行话语。中国人的日常口语从古至今，并未发生重大断裂，《水浒传》《红楼梦》这些古典小说中的人物话语，便是最好的例证。所以，我一直以为，中国自五四以来发达的新诗，既是西诗催化的结果，更是唐诗宋词元曲明清格言诗这一脉发展愈来愈自由的内部的必然。或许可以这样说，今人所写的那些数目巨大的旧体格律诗，就是新诗的格律体，无须再作什么新诗诗体探索，它与新诗中的自由体都是中国口语这一母系所生。如元人既作相对自由的散曲，亦有大量的唐宋格律。在这一意义上，古典格律诗与新诗自由体之间捉词逐对的翻译，有类近亲结婚，容易生下怪胎。

然而，我在研读美国大诗人庞德时又得知，庞德曾在1915年出版了一本名为《中国诗抄》的译诗集，其中主要是唐诗，这些译诗不仅在美国翻译史上占有重要地位，而且对西方现代诗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。这里涉及我的第二个问题：如何用现代自由诗传释古典诗？既然英文都能翻译出精湛的中国古典诗，同脉的现代汉语为什么不能呢？以前，我对唐代诗僧寒山在美国享有李白杜甫般的声誉，一直迷惑不解。后来，读了诗人西川的文章，才大概明了，这主要是因为美国当代著名诗人斯奈德的翻译太好了，有些地方甚至比原诗的语言更闪亮、坚实，有如“石砌的马道”，或者说，是斯奈德的再创作复活了寒山。我的案头有一首斯奈德创作的《松树的树冠》，也是他自己极满意的，由此可见中国古典诗对斯奈德的影响之深：

蓝色的夜/有雾霜 天空中/明月朗照/松树的树冠/弯成霜一般蓝 淡淡中/没入天空 霜 星光/靴子的吱嘎声/兔的足迹 鹿的足迹/我们知道什么

无疑，中国古典诗在现代诗的冷静、客观、超现实的诗境中，完全可以获取新的生命。以往今译的失败，就在于译者目光的狭隘，囿于浪漫主义余绪的伤感，及浅薄的抒情。实际上，中国古典诗的主体，与西方意义上的浪漫主义就无缘。这里，须对中国文化略加梳理分析，因为中国本土一直没有产生严格意义上的宗教，而中国古典诗歌在某种程度上取代了这方面的需求，人生的苦难、亲友的离散，都可以从诗境寻求解脱。另一方面，中国古典诗歌语言的克制、澄澈、超越，又天然地与现代诗歌的追求有某种吻合之处，所以，若能收缩古典诗歌精华的浓汁，再稀释于新诗自由的节奏与诗思之中，当能别出一番新境，真正做到“使古人之作，邀今人之赏”。以王维的名作《竹里馆》为蓝本，我试做了一首，以期抛砖引玉：

这一轮明月，是您弹奏出来的/它升起后，就只照着这一片竹林//竹林方寸，容膝一张琴/却深不可测，上下是月光的虚寂//一幅小品——有人说/但当他听到那声长啸，不由一阵颤栗//与竹林相邻的，是一座卡拉OK歌厅/人群罐头鱼一般簇拥，逃避空虚

作者简介：

曾在各大刊物发表诗歌、评论、随笔、小说若干。已出版有诗文集11部。作品入选多种选集。诗集《形与影》获第二届江苏省紫金山文学奖。现居于扬州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