王元华

想不到《扬州晚报》“大家说”给了我一个惊喜：让我结识了一个从未见过面的亲戚。上个月我看到“大家说”上丁杰女士的《陈二指和他的八破画（上）》，就请桂国主任帮我加了她的微信。陈二指是丁杰的舅爷爷，又是我的亲外公。我们不仅有文缘，还有血缘相通，认同中平添了一份亲切。今天早上，又在“大家说”上读到她的《陈二指和他的八破画（下）》。这一来，我可得好好感谢“大家说”。

周作人在《〈自己的园地〉自序》中说：“我是文艺爱好者，我想在文艺里理解别人的心情，在文艺里找出自己的心情，得到被理解的愉快。”现在的“大家说”也是扬州文艺爱好者的“园地”，让诸多素未谋面的文青和文章大家、文艺范儿们结成文友。我因寂寞，在文艺上寻求慰安，故在“大家说”里寻求“理解别人的心情”和“被理解的愉快”。看“大家说”文章，“如在江村小屋里，靠着玻璃窗，烘着白炭火钵，喝着茶，同友人晤谈，那是颇愉快的事。”

(资料图)

这又得好好感谢晚报总编辑张志虹把我拉进“大家说”群里，让我忝列“园地”中。早年我曾和张总、肖德林共过事，那时他们在晚报，我在日报，虽说交往不多，但印象颇为深刻，总觉得他们的气质和志趣不像报人，倒更像文人，难怪今天他们苦心孤诣开办和经营“大家说”，自然是有一份文艺情怀的。就像当年开虹桥修禊少不了王士禛，“大家说”园地也少不了他们这样的“园主”。

在“大家说”诸位大家中，我走得最近、看得最多的是金沙人的杂感。他的杂感文绉绉地说是“质胜文则野”，说白了就是缺少文采，如他说是穿草鞋的兴化乡下人说兴化乡下话，很符合我粗卑的胃口。我读来有大碗喝酒、大块吃肉的畅快淋漓感，就不免要狗尾续貂几句：“金沙人的杂感，举凡经济人生、人世沧桑、改革变迁、创新风云，如大道边，乡老俚语，东篱下，酒话麻桑，总给我些‘温暖和明亮’。”我孤掌以求“被理解”和“被关怀”的共鸣。

再说丁杰女士，给我这个有眼不识外公的不肖外孙好好上了一课。说来惭愧，都是因为没文化，我对外公和他的八破画知之甚少。

我和外公只见过一面。大概是我五六岁时，妈妈、姨娘带着我去港口看外公。我们在泰州西仓码头下轮船，妈妈买了四个肉包带给外公。妈妈和姨娘抬着一袋山芋走在前面，我捧着包子随在后面，到洋桥口坐开往港口的小板船。突然，一个蓬头垢面的叫花子猛然从我手里夺过包子跑了，妈妈追了一段没追上，回过头来狠狠打了我一巴掌，我泪水噙在眼眶里，没敢哭出来。

从外面刺眼明亮的阳光下走进昏暗的外公家里，我好长时间才看清，堂屋里头床上蜷卧着一个头发快掉光、长着稀疏山羊胡的干瘪老头，两只老鼠似的小眼睛怯怯地看着我。黄得发黑的蚊帐有许多破洞，我记不清是用胶布还是用纸贴着。但蚊帐上吊着两个画着画儿的蛋壳，我甚觉有趣。舅妈给我一个咸蛋，我当时口渴不想吃。那两只老鼠似的小眼睛一直盯着我手中的咸蛋，我就递给外公。他用只有两根手指的残手一把攫过，迅速地藏在被褥下面。可是我跟他要有画儿的蛋壳，他却没有肯给。

我甚觉无趣，就跟着哑巴表哥到港口北泊边玩。我出生在高沙旱谷的上河地带，从未见过那宽阔的水面，水天相接对岸，村庄和树木细成了黝黝一线。我以前每想到港口，眼前就浮现一幅情景：泊边一个戴着斗笠的老渔翁，身边放着鱼篓，正用钓竿长线钓起一条活蹦乱跳的鲤鱼。我在泊边芦苇丛中寻找了半天，没有发现那个老渔翁。其实，真正使我失望的是，刚刚见到过的外公不是我那想象中的老渔翁。

2015年，我母亲去世，小舅舅来吊唁，说起外公已成为姜堰文化名人，带给我一本丁杰等人辑注外公诗歌的《港口竹枝词》，里面还收录了丁杰回忆港口乡土风情的散文《失落的故乡》。丁杰这个名字，我是有印象的。但我性钝，又苦天下同名者多矣，竟没有联想到彼丁杰就是同在“大家说”群里的此丁杰。

就像我读不懂艰涩的文史资料，我也许永远看不懂外公的八破画。记得小时候，母亲曾说过外公最好的一幅画是《断简残编》，据说被故宫博物院收藏。我就纳闷：外公画什么不能画，偏要画那些破损残缺的东西？就像我女儿上小学时，曾信心满满地说她比毕加索画得好：你看，毕加索不仅把人头画歪了，眼睛还画得一个大、一个小。

当然，要怪也只能怪外公偏心，他把他的慧根遗传给了丁杰，没有遗传给我。他的亲外孙，多少还读过十多年书，尚且不能理解他，就更遑论他人了。外公生前的孤独、苦闷、凄凉，是可想而知的。多亏丁杰和她的同道们，收集整理了外公的遗存。现在，不仅地方上要打外公的文化旅游牌，而且恐怕连外公从未听说过的波士顿也办他的画展。

一般来说，绝大多数人死后50年，就没有人再记得他了，他就像没有来到过这个世界一样。外公去世50多年了，“大家说”上还有文章谈论他，更说不定哪一天还有高手，从馆藏的八破画中破译出外公“理解别人的心情”的密码，进而读懂他对山河破碎、黎民涂炭的深广忧愤情怀，说起陈二指，就像说起“八怪”一样说起“第九怪”。

生前寂寞，往者不可追矣；死后殊荣，也许能安慰他老人家的在天之灵吧？